编者按：

近日，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社会问题，儿童权益保护的话题再次成为热点。作为长期致力于推动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北京永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周惟彦就此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的专访，以下为访谈实录（原文刊登于南方都市报2017年11月12日19版）

早在大约十年前，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就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相关联合国机构倡导“儿童友好社区”，希望能从“儿童友好社区”过渡到“儿童友好城市”或“儿童友好乡村”，最后达成“儿童友好社会”。现在看来，各种儿童意外伤害和事故的频发也在警示我们，建设一个“儿童友好社会”是多么重要和迫在眉睫。

对此，南都评论记者专访了中国儿童友好社区促进计划办公室主任、北京永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周惟彦。中国儿童友好社区促进计划是由国务院妇儿工委办指导，中国社区发展协会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全国性系列行动，旨在通过政策友好、环境友好、服务友好三个维度构建“中国儿童友好社区生态体系”，让有孩子的社区都能成为儿童友好的社区。

对儿童公共安全重视不够

南都评论记者（以下简称“南都”）：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寒暑假，经常可以看到各类儿童遭遇伤害的问题，比如被汽车碾轧、被旋转门或电梯扶手夹手等等。每当这个时候，家长和社会公众普遍只反思到物业、商场等方面的责任，以及监护人的问题等，却没有人思考如何建设一个儿童友好社区环境的问题。现实中社区里人车混行、儿童没有活动空间是当前较普遍的问题。那长期以来，为何社会会对儿童友好环境问题如此忽视呢？

周惟彦：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首先家长在成为家长之前，是没有经过相关培训的。成为家长之后的头三年可能忙着早教、照顾孩子饮食起居，一遇到感冒发烧之类都手忙脚乱，然后就进幼儿园了，所以在认识上就有个普遍的误区，家长并没有意识到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他需要具备哪些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虽然中国有家庭教育协会，还有家庭教育的专门平台系统，但是这一块做的工作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家庭教育没有跟社区结合。

因为家长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只有通过社区和家庭这一纽带才能将家长们串在一起。但目前的家庭教育工作跟社区是脱节的，虽然也有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在牵头，但是落实到家庭教育这一块，有体量、有体系、有系统的全国性的能够持续支持家长的这样的项目很少，这也是我们发起“儿童友好”项目的初衷所在。

南都：其实早在大约十年前，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就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相关联合国机构倡导“儿童友好社区”，希望最后达成“儿童友好社会”。随着2016年中国儿童友好社区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如今有了哪些实质性的进展？ 

周惟彦：儿童友好社区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在20 0 8年汶川地震后提出来的。当时灾后发现这些孩子没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和场所，所以提出了儿童友好社区的概念。它更多的像是“儿童友好家园”，还是从儿童权利保护的视角来做工作。随后在南京、广东召开过儿童友好城市、儿童友好社区的一些会议，形成了一些理念，基本上是以当地妇联为主力在牵头推动，以社区室内某一空间为主体来提供未成年人的活动服务空间。

为了促进可操作的行业行动指南，需要有可行性系统性的方法来落地并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中国社区发展协会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的指导下，发起了中国儿童友好社区促进计划项目，共同开展这项以儿童为视角、以社区为纽带的社会性工作，具体到如何搭建平台，如何与政府、公益、商业进行对接，并且确保它的持续发展，最终做到有团队、有项目、有产出、有评估。

南都：目前相对来说，城市的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比起农村要好一些。我们该如何去推进农村的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它和城市会有什么不同吗？

周惟彦：很多人在质疑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在城市做。对此我的回答是城市也好，农村也罢，孩子和家长们都需要帮助，城市资源这么多都没做好，怎么去农村做呢？中国太大，一定是分而治之。

大部分的公益项目，我都觉得可以农村先行，唯独这件事，我坚持从城市先做。试想一下，今天第一个试点设在上海，然后再向全国推广，再假设第一个点设在某个贫困乡镇再向全国推广，民众心理上会有什么反应？作为家长、作为公益组织，会怎么想？

把城市的经验和农村的这些已经成熟的社会组织的服务体系合而为一，它就有可能在农村生存再发展。但如果把农村经验嫁接给城市，恐怕很难。当然，我们也很支持和鼓励如果有组织愿意在农村尝试建立儿童友好社区，我们可以齐头并进，那将是最佳的模式。但目前在精力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先从城市入手。因为儿童友好社区更讲的是生态系统，地方政府的投入、社会组织的运营以及商业机构的参与。这个模式目前在农村未必能行得通，农村可以有更适合当下实际环境背景的方案。

本土社区居民参与尤为重要

南都：从社区本身的角度，它有没有可能发挥更多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业主委员会等在里面承担一些推动的工作？

周惟彦：完全可以，其实儿童社区这个事情目前最容易调动的就是家长，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帮助，让他觉得参与到社区活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找到了组织和团队，大家相互支持。所以业主委员会、居委会，其实就是社区居民的代表，家长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些委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坚持强调，我们所培养的儿童友好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是接地气的、在社区里生长出来的、掌握一定技能并具有社工工作理念的这样一批人。

他们有基本的社会服务基因，掌握一定的方式方法，再加上我们的支持，这是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中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最大增量。相比社会人员，甚至相比许多早教师，这些社会工作者的基因是社会责任和利他精神，更有底线的操守。

南都：在整个社会层面推广的话，商业的力量肯定是比较重要的一块，像现在的养老产业为什么一直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商业资本这一块想进入，但是不知道怎么赚钱。未来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如果纯粹靠社会和政府，力量是很有限的。

周惟彦：我们坚信，一件事情只要它有社会价值，就会有人不断支持和参与，因为一个文明的社会有很多追求社会价值的人存在。这个社会价值如果符合了当下的市场需求，它就会有商业价值，就会催生出相应的一个新的商业板块，这也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这个板块或许是因为公益组织先行动起来，商业资本看到并参与市场价值挖掘。

相对于现在比较容易逐利的早教市场来说，可能很多商业不会从这儿入手，这就是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商业模式、公益模式都不清楚的时候，社会组织是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模式摸清楚的。

南都：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有些地方针对0到3岁婴幼儿的托儿服务做了一些工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您怎么看？

周惟彦：儿童，尤其是学龄前0 - 3岁婴幼儿的教与养至关重要。相比欧洲或日本，中国、美国的0- 3岁婴幼儿养育支持体系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上海市政府走在了全国前列，0-3岁社区托幼惠民工程是一个很好的努力和尝试，这是在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但目前尚在起步阶段。

以我个人不成熟的观点来看，根本问题还是缺乏足够的专业人才队伍来满足大量家长的托儿需求。眼下中国幼儿园毛入园率为80%左右，有调查显示，到2021年中国幼儿教师缺口将达到300万。0-3岁领域基本上是参差不齐的早教公司在一统天下，这样是很危险的。